(五)以合法渠道获取的个人信息。

第二代富人和第二代穷人的存在，说明社会地位继承和世袭的现象开始出现。按照多元现代性观念最重要代表人物艾森斯塔特的论述，多元现代性观念是指与长期流行于学术话语和普通话语中的观点截然相反的、有关当代世界(实际上是现代时期的历史和特征)的某些观点。

[19]包容性就是要调整发展方式，引导发展方向，消除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和裂隙。我国长期以来缺乏自治的传统，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主要通过政治纽带实现社会整合，村社、居委会和单位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纵向的权力运行使得社会自治功能虚化，社会沟通协调协同功能弱化，社会自治权难以发展。沿着新制度主义的脚步，制度的内涵是多元的，不存在单一的制度主义，并且不同以往的是它在注重描述静态的政治结构、法律框架的同时，更力图关注制度在组织内部、政治生活中的动态过程。[33]参见刘武俊：《凝聚法治新共识形成法治新常态》，载《人民法院报》2015年1月22日，第002版。因此，社会自治最为重要的是公民意识的培育。

立基于社会国原则[4]的包容性发展已经凝聚为我国改革发展尤其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基本共识，社会共享、社会融合和社会参与等要素，可以激发社会治理的内在动力并构建包容性法治社会的制度体系。包容性发展本质上就是要让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贫困者能公平合理地共享发展权利、发展机会。为了建立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运转协调、灵活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就必须理顺关系、转变职能，精干机构、精简人员，提高行政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增强机构活力，按照政企分开原则，将对企业的直接管理改为间接管理。

而以公共治理为主题的论文最早只有1篇发表于1999年，2001年、2002年分别为2篇、4篇，而2003年陡增为18篇，2004年更是40篇。软法规范与道德规范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种关系不仅体现为实施方式的不同，还集中体现在规范的功能定位、规范的载体形态、规范的逻辑结构、规范的运作机制等各个方面。而重新定义的法指向所有体现公共意志的、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依靠公共强制或自律机制保证实施的规范体系。[13]参见罗豪才：《行政法平衡理论讲演录》，载罗豪才等：《行政法平衡理论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1.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 罗豪才教授正式提出平衡论，是在1993年初。[5]参见罗豪才：《中国行政法的平衡理论》，载罗豪才等：《行政法平衡理论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俞可平教授的《治理与善治》一书是较早系统引介域外公共治理理论的专著。最后，二者的具体内容不同。(3)各类政治组织创制的旨在解决执政、参政、议政等政治问题的自律规范。第二，它为不同于民法、刑法的大量分散的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得到行政机关的严格执行，提供了一个常规的监督保障机制。

对于一门正在逐步完善和发展的年轻法学学科来说，探索科学、合理的基础理论是十分必须的。因此，在分析当代中国法学理论中国家主义法律观的成因、批评其已经落伍于现实需要之后，他主张中国法学要对中国当下的法治实践作出积极回应，……循序渐进地弱化中国法上的国家管理主义情结，推动中国法从管理法向平衡法转变，以顺应从国家管理向公共治理转变的现实需要。[25]即便是国际法学者，也都对此少有问津，更何况众多的部门法研究者。因为，第一，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普遍建立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14]参见罗豪才：《行政法平衡理论讲演录》，载罗豪才等：《行政法平衡理论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9页。本篇纪念文章不可能回顾罗豪才教授的所有著述，不可能评论他的所有思想。

带有法律阶级论话语的基本理论已经销声匿迹。[20]《软法亦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此后，社会治理比公共治理更为频繁地出现在国家机关、行业团体的文件中。[21] 如果承认公共治理模式正在生成的事实并认可其作为一种趋势，国家—控制法范式显然是无法适应的，因为它把大量公共治理主体制定的、在国家—控制法范式下不被认为具有强制实施效力的规则排除在视野之外。2018年4月13日，我在中国知网上，以主题：行政法理论基础进行检索，可以发现自1987年至2018年检索日，共有762篇文章。[21]参见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9页。参见叶必丰：《二十世纪中国行政法学的回顾与定位》，载《法学评论》1998年第4期。[22]根据中国知网的记录，篇名中出现公共治理概念的论文最早发表于2001年，也就只有2篇，2002年、2003年的发表量为2篇和8篇，2004年陡增为25篇。

[12]直至今日，仍有笃信行政法控权理念的学者，认为平衡论是没有立场的，对于处在支配统治地位的、容易滥用且实际上常被滥用的行政权，行政法唯有控权才是抓住了关键、要害，才是真正有立场的。其二，由于是纪念文章，已经无法再向罗豪才教授请教他的真实想法，只能更多通过文本阅读，去理解他、还原他，而这种理解、还原最终必然是一个不断接近但始终可能无法真正达到彼岸的过程，局部的、片面的解读或者误读完全可能是在所难免的。

这些论文每年分布的情况如图1所示。不仅如此，他还以其个人魅力和学术权威，积极支持许多高校成立软法研究机构。

比如，保权和控权之争已经不复存在。然而，我想在这里表达一下自己的不同看法：将软法理论作为平衡论的延续，可能弱化了软法理论本身具有的学术冲击力和现实意义。

最后，它使法院得以解释适用法律、厘定具体情形下行政机关与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由此让行政法学找到了属于法学的落脚处。罗豪才教授在其生命的最后十余年，以古稀耄耋之年，为软法研究投入巨大热情，让我们后辈敬仰不已。这些论文每年分布的情况如图2(数据截至2017年底)。软法 罗豪才教授是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行政法学复兴[1]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对当代中国行政法制度的建构、当代中国公法理论乃至法律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正是这样的活力，让罗豪才教授先后提出了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行政法平衡理论和软法硬法混合治理理论。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与普通人不假深入思索地接受和秉持信念不同，他以一种思想家、理论家的方式，来对待这一追求。

行政法平衡理论和公域之治软法理论是其最具标志性的两大建树。[15]参见罗豪才：《行政法平衡理论讲演录》，载罗豪才等：《行政法平衡理论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24] 尽管官方心目中的公共治理、社会治理与理论界的不尽一致，但是，承认国家/政府的有限性，鼓励和支持市场主体、社会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也是官方政策所明示或暗示的。[5]这样的争论在今天看来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将1条中的维护两字删除，并不意味着法院只会一味严格监督，而不尊重行政机关。

[4]参见宋平：《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1988年)》。第三，激发了学术的竞争和繁荣。首先，二者发生的法律语境不同。平衡论最终超越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成为其中持续发展时间最长、理论体系最完备、最具影响力的学说。

然而，想象在中国的政治情境中，如此一部法律不仅历史上没有，更是授权在权力格局中地位略低的法官去审查地位略高的行政机关首长所作或同意的决定。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

平衡论在行政法理论基础的主题研究中的影响力可见一斑。2009年6月，他受邀成为中国法学创新讲坛的开讲第一人，足可见法学界对其学术创造力、影响力的公认。

[18]这样的法规范体系显然是可以为那些不能由国家强制实施的规范留出空间的。[7]参见杨海坤：《论我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载《北京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